(圖出自：Wikimedia Commons)
台灣的國際新聞，多以強權為主流，第三世界的革命與內戰都像是發生在另一個平行時空的故事，多數的時候，我們在簡單帶過的新聞中得知難民的故事，為他們的際遇感到簡略的同情，然後拋諸腦後。
阿拉伯之春，我在閱讀的途中第一次聽見這個名詞，看似正面溫暖的形容詞，其實是近代阿拉伯世界革命與抗爭的代稱。
茉莉花革命
2010年底，北非國家突尼西亞發生了一起自焚事件，青年攤商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擺攤的過程中長期受到警察的打壓，布瓦吉吉在西迪布吉德省政府機關前自焚以抗議警察的粗暴執法，從而點燃了突尼西亞各地的抗爭之火。
那時的突尼西亞，因金融風暴造成經濟衰退、青年失業率攀升，人民不堪飢餓與貧窮而走上街頭。警察的武力鎮壓、執法過當與政府的漠視都讓反抗之火越燒越烈，抗爭由西迪布吉德蔓延到首都突尼西亞市，示威活動在突尼西亞各地點燃，使得鎮壓的警力逐漸分崩離析。
越演越烈的抗議活動一路延燒到2011年初，因高知識分子紛紛加入罷工與示威與部分警力的倒戈，始於經濟衰退的抗議發展為爭取自由的宣言，示威活動逐漸轉型為革命，抗爭目標演變成推翻班·阿里政權。
2011年1月14日，總統班·阿里(Ben Ali)逃離突尼西亞，結束他長達23年的政權。
班·阿里(Ben Ali)流亡後，突尼西亞總理穆罕默德·加努希(Mohamed Ghannouchi)於同年1月17日組成臨時政府，但臨時政府中還留有許多舊政權的人，故希望能將舊政權符號徹底拔除的示威活動仍然未平息，直至同年10月，突尼西亞舉行了革命後的首次議會選舉，這場耗時將近一年的革命才真正宣告結束。
茉莉花革命之後
革命之後，突尼西亞依舊壟罩在宗教與各方政治勢力的陰影之下，宗教派與自由派不斷地拉鋸。
2013年，在野黨領袖在家門口遇害身亡，家屬指控是因為其對執政黨的反對所造成，這起事件與極端主義的興起，挑起了突尼西亞緊張的局勢，內戰一觸即發。在這樣的局勢裡，由突尼西亞四個公民團體組成的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集團扮演了居中調停的角色，以對話會議的形式進行各方協調，才稍稍緩解了緊張的情勢。
2014年初，於2011年選舉中勝出的復興黨(Ennahdha)在各方斡旋之下同意改組政府；同年年底，突尼斯呼聲黨(Nidaa Tounes)於國會選舉中勝出，而後新一輪的選舉中呼聲黨黨魁艾塞布西(Beji Caid Essebsi)當選新一屆突尼西亞總統，完成了革命過後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突尼西亞的民主化過程，被認為是阿拉伯之春一系列革命中最成功的例子。
但在許多訪談中指出，革命過後的突尼西亞，經濟情況並沒有因此而好轉，仍有許多中下階層的貧民冒著船難的風險偷渡至歐洲，只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
若提到後悔不後悔，大概也只有突尼西亞人自己心中的那面鏡子明白。
畢竟烏托邦並不存在，革命或政黨輪替，多數時候不過是立場的轉換，而改變是需要時間累積的事。
阿拉伯之春與敘利亞內戰
茉莉花革命的成功，在北非與中東鄰近的國家掀起效仿效應，近年來因難民而頻繁登上國際消息的敘利亞便是其一。
當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延燒到敘利亞，由於政府對示威份子鎮壓與部分反對派的極端行動，和平的示威活動逐漸演變為總統支持者與極端分子的武裝衝突，進而發展成內戰，一戰便是九年。
長年的內戰與伊斯蘭國的崛起讓總人口數僅有兩千多萬的敘利亞，就有近半數人民流離失所、數百萬人流亡他鄉；條件好一些的舉家移民，條件差一些便冒著各種風險逃往鄰國或偷渡歐洲。而留下來的難民，多數是走也走不了的社會底層，過著過了今天便可能沒有明天的日子。
在敘利亞與部分國家，阿拉伯之春已然成了阿拉伯之冬。
2020年初，當全世界都聚焦於新冠肺炎的侵略時，即將邁入第十個年頭的敘利亞內戰未曾停歇。
此外，敘利亞政府在俄羅斯的支持下，與支持反叛軍的土耳其也爆發激烈的跨國衝突．邊境的局勢越發緊張，在各方角力下，難民的處境恐怕也將更加的艱難。
曾經環歐三個月的同事告訴我，他在慕尼黑擁有四十多個月台的中央車站遇見過數以萬計的難民，他們悲傷的身影癱瘓車站，即使是一個名詞也無法理解的語言不通，也能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空氣裡彌漫著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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